于宏源丨风险叠加背景下的美国绿色供应链战略与中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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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气候问题频发的当下，俄乌冲突的爆发重新凸显了化石能源在当今地缘政治博弈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全球零碳竞赛和绿色转型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联结权力逻辑、市场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绿色供应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借此机会，美国一方面大力推进自身在化石能源领域的领导力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国内动员、确保关键矿产安全、推行对华脱钩战略、强化盟友关系、强化金融化标准化工具建设等手段铺开其绿色供应链战略，意图在全球清洁能源地缘变革中再度重现化石燃料时代的美国领导者地位并主导全球绿色经济发展。作为应对，中国应从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两个层面入手，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持中立立场，在中美绿色供应链合作中积极引入多利益攸关方、推动具体领域务实合作；在全球治理层面上强化绿色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绿色创新资金，积极参与到全球能源治理进程中并发挥自身绿色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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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目 次

一、美国实施绿色供应链的全球背景

二、美国绿色供应链的塑造和发展

三、美国绿色供应链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影响

四、中国的应对

2022年，俄乌冲突、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叠加，不断影响和冲击全球供应链，国际社会对基于清洁能源的绿色供应链的需求不断上升。当前绿色供应链受到三个外部逻辑的制约：一是基于资源地缘政治的供应链权力逻辑，绿色供应链将改变全球权力分配和国家间关系，进而重塑未来地缘政治经济地图。二是基于全球绿色经济的供应链市场逻辑，与绿色经济相关的生产链、供应链、金融、规则和技术将不断发展创新。三是基于能源转型的供应链治理逻辑，绿色供应链治理逻辑旨在发出市场信号，将能源转型变成企业和基层可以接受的标准和实践措施。美国拜登政府倡导的绿色供应链战略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建章立制的市场逻辑、供应链安全的治理逻辑，一方面在全球碳中和背景下致力于竞逐传统化石燃料的最后市场，另一方面积极布局绿色供应链领域的全球建章立制。而在全球清洁能源革命将重塑全球贸易和能源外交格局并重新配置盟友体系和国家间依赖关系的背景下，传统上围绕化石能源布造的联盟和伙伴体系也将让位于气候目标引导下围绕绿色供应链的多边伙伴倡议和联盟体系，因此，美国正日益强化绿色供应链在岸和盟友体系建设。中美在关键资源、制度标准、贸易和产业结构上的竞争加剧，中国可以借助各种治理平台提升在全球绿色供应链领域的外交、金融和应变能力，把握拜登绿色供应链政策的变化，从而推动中美能源关系在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两个层面的良性发展。

一、美国实施绿色供应链的全球背景

从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绿色发展来看，全球经济面临着庞大的能源需求和应对气候变化责任之间的矛盾，国际能源署（IEA）《2050年净零排放：全球能源行业路线图》报告指出，清洁能源变革将改变全球供应链结构，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将经济和能源的绿色转型作为寻求经济增长、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能源安全的重点内容。绿色能源技术将主导能源供应体系的更新，经济社会将经历结构性变革，并对重要能源资源市场的建章立制发挥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拜登政府强调“建设现代化、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实现公平、清洁的绿色供应链未来”，并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等多次强调2035年实现100%零碳电力和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主要途径， 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绿色供应链战略具有复杂的全球背景：

第一，俄乌冲突与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危机叠加，将对全球零碳竞赛和绿色转型带来复杂性影响，主要大国持续聚焦于减少对俄传统能源的依赖，强化自身能源自主，并推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步伐提速。国际能源署认为，俄乌冲突将加剧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动荡并加速世界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的过渡。随着乌克兰危机不断发酵，传统化石燃料价格的飙升，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绿色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高油价和对俄制裁刺激全球资本流入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核电和生物燃料电力等领域的去碳化投资，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明显提速，美国、中国和欧盟等主要国际行为体都将显著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进一步推动能效革命的到来，并积极推进碳中和进程，提高能源效率、增加可再生能源份额和解决基础设施瓶颈。国际能源署认为，俄乌冲突将加剧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动荡并加速世界从化石燃料到绿色能源的过渡。俄乌冲突扭转了可再生能源行业十年来成本下降的态势。全球可再生能源价格因需求猛增、供应链混乱而飙升。全球主要市场的风能和太阳能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近30%。

第二，进入2022年，全球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受到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新冠肺炎疫情（Coronavirus Pandemic）、俄乌冲突（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3C”危机的叠加影响，供应链领域危机频发，凸显了传统化石能源在基建基础、发电成本和供电稳定性上的优势，引发各国对过快绿色供应链建设转型的再思考；同时俄乌冲突与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危机叠加，将对全球零碳竞赛和绿色转型带来复杂性影响，美欧等更加聚焦于减少供应链风险。2021年以来，全球煤炭贸易发生反弹，许多国家的煤炭需求和进口量有所增加，并将在2022年里保持这一趋势。绿色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全球绿色转型的目标是建立混合能源体系，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样需要建立在稳定的、可负担的和相对清洁的化石燃料基础上。

第三，围绕绿色供应链的大国竞争和围绕传统化石燃料的地缘政治斗争同步上升，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 认为绿色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战略问题，中国清洁能源制造业竞争力正在引发中美地缘经济新竞争。俄乌冲突和中国崛起带来了绿色供应链安全的脆弱性，使得美国强化绿色供应链安全的战略重要性大大增加。随着全球资源市场震荡和各国碳中和力度增加，传统化石燃料行业和供应链面临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抑制：一方面，随着美西方国家逐渐采取对俄罗斯脱钩和撤出化石燃料供应链政策，传统化石燃料供应链压力上升。特别是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传统化石燃料供应链出现危机，2021年俄罗斯石油出口占全球的11%（2.3亿吨），天然气占全球的16%（2520亿立方米），其中约60%的石油和89%的天然气流入欧洲，特别是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波兰，目前欧盟已经决定6个月内停止俄原油进口。围绕传统化石燃料的地缘政治斗争不会消失，特别是随着各国加快淘汰化石燃料和控制排放的步伐，传统化石燃料行业和供应链面临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抑制。另一方面，双重抑制带来了全球天然气地缘经济地位上升，天然气作为关键过渡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所占份额将会不断上升， 2021年受疫情防控、供应链中断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影响，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上升4.6%，欧洲和亚洲的现货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 2022年2月第六届天然气出口国论坛（GECF）峰会《多哈宣言》和2022年3月国际能源署部长宣言均强调天然气在俄乌冲突和气候变化背景下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二、美国绿色供应链的塑造和发展

美国历史上就是全球重要的能源生产国，但自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美国出口贸易开始逐渐限制能源产品，因此在全球能源供应中并不扮演重要作用。自奥巴马政府放松油气出口限制后，美国在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此后，美国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继续推动能源领导型国家建设并维持供应链领域的主导大国地位，在产业转型、技术标准等领域持续挤压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从贸易结构和能源通道方面约束依赖油气出口的俄罗斯，以此谋取全球能源政治领导权。在2022年俄乌冲突和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震荡背景下，绿色供应链成为美国战略重点：

第一，强调恢复美国在供应链上的全球领导地位并纳入立法和制度建设。首先，拜登通过总统行政命令形式确定供应链战略，并进行年度审查。2021年4月，拜登政府《构建弹性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业及促进广泛增长》报告了绿色供应链的风险，提出要解决美国绿色供应链的高度对外依赖问题，2022年2月，白宫公布供应链进展，并通过动员MP Materials、伯克希尔哈撒韦可再生能源公司进行重大投资以扩大国内关键矿产供应链，打破对中国的依赖，促进可持续发展实践。白宫《关于美国供应链行政令2022年审查和进展报告的总纲》指出，“确保美国实现清洁能源转型、建设下一代国防系统和推动制造业经济所需的关键矿产将是几十年的工作”。 2022年3月拜登通过签署备忘录的形式，援引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303条，旨在确保建立一个强大、有弹性、可持续和对环境负责的国内工业基础，以满足清洁能源经济的要求。其次，拜登政府积极把绿色供应链纳入立法。2021年11月的“重建更好未来” （3B法案）包含50亿美元的供应链投资和3000多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2021年12月，参议院发布3B法案参议院更新版本，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对《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基本达成一致，该法案强调在清洁能源等领域用美国本土生产的材料。

第二，美国政府已经形成了绿色供应链领域的“全政府、跨部门”协调行动机制。首先在部门协调方面，美国拜登政府要求国防部与内政部、农业部、能源部协调，以保证国内关键材料的可持续供应并实现国内生产力的进一步“负责任的发展”。其次在气候和能源政策协同方面，拜登政府推进建设清洁能源需求倡议（CEDI）下的绿色供应链，该倡议由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办公室和美国国务院能源局在COP26上启动。其通过为企业创建一个向关键市场发出投资信号的平台，利用私营部门的承诺来部署清洁能源技术。美国国务院能源局将与相关利益相关者（包括可再生能源买家联盟、RE100、世界资源研究所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合作伙伴）一起领导CEDI。再次，拜登政府确保绿色供链提供顶层计划，2021年12月美国白宫14057号行政命令提出联邦政府应利用强大的规模和采购能力提升美国行业竞争力和创造就业，即在联邦层面将供应链韧性正式制度化，通过“购买美国货法案”下的新改革来支持美国绿色供应链领域的关键商品，从联邦角度来保证绿色供应链的韧性建设。

第三，拜登政府多次强调绿色供应链关系网络，并突出美西方盟友体系的韧性建设。首先，绿色供应链的伙伴关系标志是绿色供应链俱乐部，即以美西方国家高标准的绿色供应链为核心，构建一个多伙伴参与的、围绕美国的“轴辐结构”，建立发达国家供应链韧性全球峰会机制、与墨西哥的高级别经济对话、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经济框架、美欧TTC贸易及技术委员会等一系列具体、可实施、诸边性、便于修改的绿色供应链标准体系。拜登政府强调对供应链采取“伙伴支撑”（friend-shoring）的方式，从而增强美国同盟国和合作伙伴的供应链韧性。美日印澳（Quad）四国将合作建立负责任且有韧性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加快建设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关键技术和原材料供应链。澳方表示将于2022年主办清洁能源供应链峰会，旨在为“印太”地区建立关键供应链制定路线图；美国和欧盟在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框架内设立专门的供应链安全工作组以聚焦关键矿产和原材料；美国将通过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与主要伙伴和盟友关注供应链弹性。其次，拜登政府致力于重建紧密开放的绿色供应链伙伴关系，针对疫情防控、绿色与环境、技术、贸易与标准、安全与防务等方面提出了原则和一系列工作步骤。拜登政府和澳大利亚、英国签署的AUKUS协议强调关键矿产资源，以保护其供应链免受中断并阻止中国主导其发展。 《美国—加拿大伙伴关系更新路线图》强调建立必要的供应链，推出关键矿物行动计划，以实现净零工业转型，零排放车辆电池和可再生能源存储，使加拿大和美国在电池开发和生产的各个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 

第四，基于全球市场逻辑，拜登政府致力于建立美国主导的政府—企业绿色供应链的网络体系。美国倡议并主导全球能源转型倡议（The Energy Transitions Initiative-Global，ETI-G），旨在创建一个全球清洁资源网络，从而推动为世界各地的岛国和偏远社区开发可靠、有弹性的能源系统。为了大幅加速向低排放、低成本、安全可靠的电力系统过渡，英、美、澳等国电力系统还共同发起了全球电力系统转型集团（The Global Power System Transformation Consortium， G-PST）。同时，美国同加拿大、欧盟一起围绕民主价值观角度讨论所谓“赋予人民权力”的政府—企业—社会的能源转型倡议。印太能源安全和脱碳（Clean EDGE Asia）计划，通过整合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资源力量，加速亚太区域清洁能源生产链的建立和发展，该方案主要涵盖日美湄公河国家合作、美印清洁能源和资源合作（FRI）。在非洲，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计划建设清洁能源合作伙伴，以从非洲清洁能源、矿业、电力和清洁能源市场一体化的角度来支持美国—非洲供应链弹性建设。 

第五，美国强化绿色供应链的金融化和标准化工具建设。其一是标准建设，美国国务院牵头的《能源资源治理倡议》（ERGI）将为清洁能源转型所需的矿物和金属提供可靠、负责任的供应链。国务院通过近2500万美元的外交接触和技术援助为倡议国家提供支持，ERGI促进全球采矿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最高标准。美国也强调绿色供应链领域的可追溯性。其二，美国正在计划中的“重建更好世界”（B3W）倡议也将与欧盟“全球门户战略”和英国的“清洁绿色倡议”进行对接，并将主导发达国家的全球绿色发展融资规范，确保大部分清洁能源技术将在国内采购和生产，并从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盟友那里采购和生产，保障美国的锂和钕供应将得到全球供应的补充。其三，从金融工具角度，美国国内供应链设施需要投资约80亿美元，才能满足预计每年40 GWdc的国内需求。拜登政府加强美国发展金融公司（DFC）的海外投资合作，而此前美国也已经决定扩大国内的太阳能制造业投资。美国对外援助将建立并资助一项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清洁技术制造能力的倡议，以实现与实现净零承诺相关的关键气候和清洁能源设备的大规模制造。

三、美国绿色供应链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影响

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气候变化日益凸显背景下，拜登政府不断调整绿色供应链战略方向，强调恢复美国在供应链上的全球领导地位。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让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进一步意识到不能过多依赖地缘关系不稳定的经济体，美国供应链回岸、在岸和近岸进程或将是长期政治经济趋势，未来拜登政府将更加重视供应链的本地化和自主性建设，会聚焦在如何保护国内的市场的自主建设，特别强调绿色供应链相关的产业、矿产、技术等因素，其采取的相关措施对未来全球供应链的发展环境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拜登政府绿色供应链政策的核心是综合运用生产在岸、盟友建构和标准重塑等工具箱，以使美国在全球清洁能源地缘变革中再度重现化石燃料时代的领导者地位并主导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美国绿色产业政策主导下的绿色供应链回岸、在岸和近岸进程固然会强化自身的供应链安全和领导力，但其负外部性明显，将推动全球绿色供应链的区域化和多中心化并加剧大国竞争和全球治理碎片化，并对以下诸方面产生影响：

从美国绿色供应链领导力来看，大国供应链政策始终与大国外交密切相连。以市场为导向、基于跨国企业内部配置的供应链本身并不会引发政治化博弈，但大国权力结构的变化势必会引发国际社会领导权的变化，从历史上看，打破欧洲国际关系平衡的是掌握煤炭和蒸汽机技术的英国，最有效利用石油和钢铁的美国继而成为了全球经济体系的霸主。美国具备能源占有优势、技术效率优势和国际领导力，因此自二战以来便保持了对全球能源领域供应链的主导地位。美国各届政府历来重视全球能源供应链之下的能源和气候领导力建设，意图通过掌握主导权来挤压其他化石燃料进出口大国。拜登政府借助能源革命带来的优势，整合能源和气候，并推动世界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技术标准等领域出现新变化。拜登绿色供应链或将影响其产业的能源基础，推动全球清洁经济的发展，并为此建立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以G7于2021年6月推出的“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3W）为例，作为促进绿色基础设施投资的多边倡议，拜登政府正在推动整个政府以及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为气候智能型经济增长和发展动员公共和私人资金，并与英国的“清洁绿色倡议”和欧盟“全球门户倡议”展开对接。拜登表示三者是G7共同努力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同三者相辅相成。 2021年底，美国总统拜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在G7领导人宣言基础上，就基础设施发展的五项原则达成一致，并强调以伙伴国的需求为基础，动员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以及其他多边组织和更广泛的国际组织实现全球绿色供应链安全。

从全球绿色供应链治理层面来看，全球绿色供应链体系主要由美国主导，其出发点理应在于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基础，然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共同制定的一系列能源价格、航运规则、资源开发的社会责任等治理机制总体上不利于后进国家发展。美国绿色供应链政策所隐含的外交理念，即以相对较为积极的政策或表态来“联欧制华”，限制并迫使新兴大国在气候合作领域做出让步，同时寄望于通过加剧中美竞争来推动制造业回流，特别是拜登政府不断推进欧美关系和美加墨合作，并以此为中心，夯实了美国—欧盟跨大西洋全球变化新议程。欧洲的低碳技术研究和早期开发领先世界，但在创新的规模化和商业化方面相对较弱。相比之下，美国占全球清洁技术增长股权投资和风险资本投资的65%以上，但在低碳研究领域落后于欧洲，两者同时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清洁能源产品竞争和巨大的对华脆弱性依赖，具有天然合作动力。 

从绿色供应链和全球地缘政治变化角度来看，拜登能源政策对于新兴大国的地缘影响不可小视，这一方面将促进全球绿色供应链和清洁能源发展，逼迫发展中国家加速能源领域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则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去化石能源，这一举措不仅能打击俄罗斯等传统化石能源出口国，又能通过碳定价等对方式限制中国、印度等工业化大国的规模经济扩张，并在节能减排上施加更大压力。俄乌冲突导致拜登政府重新考虑国际国内事务重点。在俄乌冲突之前，美国的经济政策侧重于长期的对华竞争，减少关键原材料、制成品和药品等商品的对华依赖，确保长期的供应链弹性。俄乌冲突后，美国迅速转向解决与俄乌冲突直接相关的大宗商品短缺和能源脆弱性问题，包括石油和天然气，还包括小麦以及镍、钯等半导体和电子产品所需的关键材料。这导致了拜登政府对气候行动的修整，并作出相应回调。从俄乌冲突下的绿色供应链地缘格局变化来看，在俄乌冲突和气候危机背景下，美国全球绿色供应链地缘化战略态势逐渐成型，围绕绿色供应链对中俄竞争意图凸显。2022年3月25日，欧美发表关于欧洲能源安全的联合声明，并开展合作致力于减少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重申欧洲能源安全和可持续性以及加速全球向清洁能源过渡的共同承诺，申明双方共同目标是确保欧盟和乌克兰的能源供应，支持乌克兰与欧盟能源市场实体一体化。欧盟委员会提出欧盟于2022年内减少三分之二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尽早于2030年前摆脱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同时，美欧将成立“能源安全联合工作组”，以研究并确保美对欧天然气供应，美国将在2022年增加对欧15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LNG）供应，并确保在2030年前500亿立方米/年的对欧天然气供应。此外，美国还承诺将放松国内监管环境以为国内额外液化天然气出口申请提供便利。

从未来全球绿色供应链的地缘政治影响来看，随着美国绿色供应链战略展开，主要大国竞争的回归和各国产业政策的竞争将中断全球绿色供应链的资源优化配置进程，这虽然有助于各国安全可靠的绿色供应链体系建立，但也将加剧国家间摩擦。全球绿色供应链的构建需要产业链上下游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通力合作才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足够规模的产能和市场，从而大幅降低成本并通过产业链的学习效应实现技术的快速迭代进步。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供应链相互依赖格局被地缘政治打破，全球能源政治的再地缘化将阻断贸易和投资，并进一步割裂全球化，俄乌冲突推动形成了西方对俄罗斯的“供应链铁幕”。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40年电动汽车的潜在市场总额可能超过5250亿美元。未来十年，随着各国政府和地区竞相建立自己的电池制造能力和关键原材料的安全供应，电池行业将出现大国竞争的“巴尔干化”。

四、中国的应对

拜登政府推进绿色供应链战略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其去市场化和再地缘政治化的战略目标凸显，美国绿色供应链的地缘政治倾向于中美关系和国际合作中带来的多种外部性，并以对华竞争为主要目标。自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就开始强调以对华遏制为基调的可靠供应链战略，并开始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张宇燕等指出，美国对华政策自特朗普时期已经由“接触”（Engagement）逐步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意图把中国的经济、资源和技术增长控制在美国主导范围内。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的《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2020年《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以及13806、13817总统行政令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对美国供应链的安全自主提出部署和要求。2021年以来，在绿色供应链对华竞争领域，拜登政府强调绿色生产链对华高度依赖（光伏、锂电池、稀土精炼、石墨加工以及关键材料出口管制等）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价值观，强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多边倡议对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绿色关键矿产供应链进行控制。拜登政府强调中国掌握全球61%锂精炼、72%钴精炼、80%稀土生产精炼和100%的电池阳极天然石墨等资源，同时强调中国控制了刚果（金）钴的生产等。为此，美国拜登政府针对减少中国供应链而出台种种政策，2021年《无尽前沿法案》《战略竞争法案》等则突出绿色供应链对华脱钩，在制度问题、贸易行为、人权话语、国家安全等领域对中国的全球绿色供应链的角色进行污名化。此外在遏制中国关键材料优势领域，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和马克·凯利等提出立法，将通过国防部建立储备，并要求国防承包商到2026年停止从中国购买稀土。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海德·史密斯提出法案将通过能源部提供资金来支持国内稀土成品对中国产品的替代。

俄乌冲突、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叠加影响将进一步放大和凸显全球供应链的既有结构性矛盾，随着拜登政府绿色供应链政策地缘政治和经济效应外溢，我国应着力以下方面应对：

第一，充分提升绿色供应链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基于拜登政府绿色供应链政策带来的大国经济博弈模式及市场逻辑的巨大变革，中国供应链将会继续面临大宗商品金融失序、资源民粹主义涌现、地缘政治和逆市场化回流、全球绿色供应链治理进程偏离轨道等诸多风险。中国需要辨析绿色供应链的地缘政治属性，梳理国内与国际绿色供应链市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系。 一方面，从底线思维出发，避免拜登政府绿色供应链政策对我国外部安全环境带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全球治理和市场内生逻辑，全球可持续的绿色供应链合作或将为中美在产业链布局、新能源通道基础设施规划、以及技术研发创新的相关政策合作提供机遇窗口。中国依托自身自然资源、技术积累和产业基础等优势，着重发展某些产业链环节，并通过全球供应链大循环来避免既有地缘政治化倾向，通过建设完整全球产业链来提升中美供应链领域的相互依存度，为绿色供应链开辟一个更加去地缘化、独立的和安全的空间。 

第二，中国需要兼顾能源转型与能源供应稳定，强化绿色供应链韧性建设。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为各国能源转型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宏观上的能源转型应与微观层面的能源韧性建设同步推进，时间上的去碳路线应与空间上的区域产业布局相互协调。在俄乌冲突和油气市场震荡背景下，我国能源进口弹性低且风险升高，纠正能源结构的不合理也意味着迈向低碳绿色能源转型之路需要更坚定的步伐。中国应将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到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刺激可再生能源低碳技术创新，降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成本。结合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总量设定，扩大可再生能源市场需求，从可再生能源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两方面着手，形成一批集成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装备生产、以及终端需求为一体的高端产业链。在低碳技术合作领域，中美可以鼓励清洁能源技术主要研发机构、清洁能源设备制造企业、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专业智库组织、能源生产及消费主体等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并探索包容性平台中的合作创新模式。

第三，中国应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产业，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减少对高碳项目支持，为低碳技术创新提供绿色资金。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中坚力量，中国应该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发展基金等多种金融资产属性的绿色金融，设立市场化运作的各类绿色发展基金，完善绿色信贷指引目录，创新融资模式和标准，重视新绿色供应链领域的能源定价权和定价体系建设，主动引导全球碳定价，形成以人民币为计价的数字化交易机制和交易中心，推动地区和全球绿色转型，在全球绿色金融合作中引领清洁材料（工业热脱碳、低碳建材等）、新兴关键战略资源及开发技术（稀土、锂矿石等）和清洁交通技术（纯电动车、氢能燃料电池、新型汽车工业芯片和软件等）以及零碳经济产业链、碳汇、碳捕集（CCS）和蓝氢等负排放技术领域发展。

第四，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进程并重视绿色领导力建设。全球能源治理架构始建于冷战时期，其宽泛和碎片化的特征已经无法适应当今能源供应体系的全球化整合和清洁化革新。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天然气输出国论坛（GECF）、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为代表的关注特定问题的传统组织，难以应对全面的能源转型问题，而国际能源机构（IEA）作为经合发组织国家的专门机构缺乏普遍代表性，全球能源转型需要新的治理思路和路径。中国应积极参与到全球能源治理进程中并发挥自身绿色领导力。控制碳排放不应成为大国之间竞争的筹码，美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新能源未来的竞争对手将挤压大国气候合作空间。首先，在气候义务履行上，中国应立足发展中国家现实基础，强调“共区原则”和历史责任。其次，全球能源气候系统互联互通日益紧密，而各国相关政策协调存在滞后，一国清洁能源转型应密切关注国际市场供需动态，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中国可就能源问题引导国际社会展开政策协调和相关沟通机制建设。最后，中国可考虑在联合国框架内以及在区域发展倡议中倡导设立能源转型的专业化机构，依托自身的能源转型经验和绿色融资规范为国际社会提供知识服务。

第五，推动中美在多晶硅、电池储能、新能源汽车、氢能等具体新能源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已经成为新能源技术领先大国和未来清洁产品的最大市场，美国则在绿色转型和清洁能源发展领域具有大量技术专利积淀和先发优势。在两国朝着同一目标的发展进程中，理应强化沟通，并在关键技术领域展开合作。双方可在东南亚第三方市场合作、清洁矿产开采、数据和产业协同、供应链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首先，中美可通过绿色供应链共享，实现互利双赢。中国在新兴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方面的优势可以与美国在技术专利领域的优势实现对接和转移。其次，中美在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发展可实现优势互补。中国在动力电池四大核心材料即磷酸铁锂上的布局趋近完整，随着动力电池储能表现的进步，国产电池成本优势日益显现。为填补北美电池产业（产业链和产能）出现的巨大缺口，比亚迪、微宏、远景等中企可与特斯拉、通用、福特在长途运输和重物运输上建立商业投资合作。

最后，为应对美国绿色供应链中的排华趋势，中国应积极引入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增信释疑，推动“去政治化”和中美绿色供应链的多元主体共存。中国可以推动美国企业及金融机构与发展中国家在关键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国多层次合作网络、跨境电力走廊等领域的合作。中国还可以推动美国政府通过尽快落实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机制，将绿色供应链对话合作常态化。中美还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同“重建美好世界”倡议的对接，在可再生能源政策与技术、电力市场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更多元和具体的合作，并将成果惠及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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